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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年5月27日 專欄）環保署官員最近說，本港第一座焚化爐預計二○二五年啟用，緊接的第二座預期二○ 三○年代初投產，即使如此，兩座設施每日只能合力處理七千公噸廢物，仍有四千噸的缺口，「認為要與時並進及追落後，在全港物色地點興建更多轉廢為能設施」，意味焚化陸續有來。官員又以競爭對手新加坡為例，指獅城也有五座焚化爐，提醒香港要急起直追。

說到新加坡，的確值得認真參照。

一九七九年，新加坡第一座垃圾焚化廠投入服務，七年後有第二座，六年後再來第三座，緊接的八年後有第四座，而且規模最大，再過九年第五座出現，那是二○○九年。別誤會那年之後，當地的焚化爐已滿足處理廢物的需求，據該國環保官員許連碹說，建爐的腳步稍緩，實際原因是覓地困難。

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積都較香港少，但垃圾量卻比我們多，以致平均每隔八年便要增建一座焚化爐。該國的廢物管理抱效益主義，依仗焚化等末端處理工具，輕忽源頭減廢的治本之道，也因此，興建焚化廠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，事實上，新建的爐子工程仍然在進行中。總不希望香港官員說的「追落後」，是指窮追垃圾增長而不斷蓋焚化爐的思維吧？

獅城焚化爐一座一座的拔地而起，代表要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把垃圾餵養進去，爐子才能有效運作。要做到這點，熱值高的廢塑膠是助燃恩物。當地政府有沒有因此而減低推動塑膠回收的動力，我不清楚，但確切知道的是，該國二○二一年的塑膠回收率僅得6%，比香港的不堪更不堪。

廢物絕非簡單的數學題，可以用幾座焚化爐能處理多少垃圾量的算式得出答案；廢物亦非單純的工程問題，以技術令垃圾眼不見為淨，便以為功得圓滿。現實是，廢物議題是可持續發展的命題，必須正本清源才能對症下藥。回歸後首任環保部門首長廖秀冬說，要解決廢物問題，「我們必須改變消耗型的生活模式」，輔以焚化，才是整全對策。

這當中，有主有輔，有莊有閒。把主輔莊閒對調，可捅出新加坡的治標結局，也可重蹈二○○五年的一段深刻教訓。

話說二○○四年底，香港環保高層到焚化大國日本考察，用上「美輪美奐」等禮讚之詞，擁抱焚化的心溢於言表，翌年四月欲向立法局推出諮詢文件，說要興建每日處理四千七百公噸的焚化設施。

筆者搜尋資料，發現這個處理量冠絕全球，而政府半條源頭減廢的政策也欠奉，卻捨本逐末提出焚化，於是批評當局圖「一『爐』永逸」，議員亦狠批政府「粗暴地硬銷」，結果文件尚未「出街」已吃下悶棍，被迫押後。

或許有人會說，政府當年既無廢物收費政策，也欠生產者責任法規，焚化的台被拆咎由自取，但今日相關法規先後推出，而且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所言「措施做到加零一」，便該放焚化一馬。且慢，有推措施跟做出積極成效，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，不代表做了就當做好，因為我們未曾成功大力遏止廢物增量、 回收率亦持續不濟，豈能輕易放行？而做不好廢物減量，再搬出不建焚化就得擴建堆填區的藉口，豈不心虛？

台北市二○○○年落實廢物收費，到了二○二一年廢物棄置量仍較政策實施當年大減36%，香港環保部門要「追的落後」，也應該是在減廢減塑上狠下功夫。

這兩年，香港政府為焚化套上綠色新衣，說是能協助達致碳中和的措施，並美其名作「轉廢為能」。倒想問，把一大堆明明可重新利用的資源當作燃料，算哪門子可持續發展？與此同時，歐盟直指垃圾焚化產生溫室氣體， 已將之剔除於綠色財政支持之列。而前述新加坡環保官員許連碹也說：「垃圾焚燒雖然高效……但會產生碳排放，導致氣候變化。」

提醒為焚化敲鑼打鼓的人，應用更大的努力，敦促香港政府做好減廢吧。

朱漢強

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

2022年5月27日 明周文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