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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2年7月6日 專欄) 香港回歸廿五年，按中國官場文化，逢五逢十便要搞場大龍鳳。藉此時機，我們也回顧一下這些年來香港的環保政策得失。

當下火熱的氣候變化議題，回到97年時相對冷淡。國際社會即使排除萬難商討出第一份針對碳排放的《京都議定書》，最終也沒有國家認真兌現承諾。而彼時作為「國際大都會」的香港，雖沒餘下多少工業，但人均排出的溫室氣體仍然多達六公噸，較全球人均高約六成。

相對於看似遙遠的全球暖化，當時香港人更關心「殺到埋身」的空氣污染。回歸那年，至少六個環保組織為此發聲，除了幾個主流環團，還有兩個專門針對空氣議題而成立環境組織，氣勢一時無兩。

當年的環團合力指向本港兩大空氣污染源 — 中華電力和香港電燈，大家搖旗吶喊，迫原本「繑埋雙手」的政府終於交出成績，除了禁止興建新的燃煤發電機組外（1997年），還耍出兩記重拳：一是借每次電廠續牌的機會收緊排放要求（2005年），二是設立電廠的碳排放上限（2008年)。

有見發電廠戰線漸入佳境，環團、智庫和學界遂漸轉移焦點，關注區域空氣質素和要求當局取締柴油交通運輸，譬如的士、重型柴油車和貨輪等必須改用清潔燃料。在多方努力下，近年空氣質素有明顯改善，大家總算「爭番啖氣」。

這場空氣質素的小勝，關鍵在於挑對了戰場，目標清淅，針對兩電的污染源頭「落閘」。其實，源頭減廢(氣)這道理，放諸各個環保議題而皆準，問題是面對政治現實時，環境往往率先被犧牲。

廢物議題是慘痛的反面教材。早在1995年我還在當環保記者時，已經不時聽到廢物收費的「樓梯響」，當年環保署委託顧問公司完成十年廢物管理策略，提到垃圾收費對減廢能發揮關鍵作用。

這樣重要的環保策略，回歸後每位環保大臣都有舊事重提，但很多都只是嘴巴說說而已。至於實質的立法工作一直磨蹭糾纏，進進退退，前前後後歷經四位特首共六屆政府，拖到去年才終於通過立法，有望明年下半年實施。

難道政府和議會看不到只有污者自付才是廢物議題的出路嗎？才不。他們都深深明白廢物收費是驅動減廢的「火車頭」法令，躲不開避不過，只是他們更清楚實施政策的政治代價——向全港市民荷包打主意是半點不討好的活兒。官員既欠魄力和能量，政黨及立法議員亦不斷拉後腿，以致這些年間議會討論廢物收費時，最常聽見議員口說「支持」然後緊接「但書」，明撐實反，上演種種令人難堪的拉鋸。

2019年4月立法會再次審議草案時，彷彿吃了「誠實豆沙包」的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曾經這樣說：「點解個個政黨開始跳晒出來呱呱叫 (反對垃圾收費)？區議會選舉又來，立法會選舉又來，你(政府)真係開玩笑，你靠害啫！」

垃圾圍城，我們連自己的居住空間也守衛不了，莫說在發展利益當前保護生態環境。活在香港海域的「回歸吉祥物」中華白海豚，就是被犧牲了的例證。

時鐘撥回1997年，香港水域錄得約250條白海豚，可是港珠澳大橋和機場三跑等海上大型基建持續破壞其棲息地，連帶海水污染，加上繁忙的海上交通，成為一帖接一帖的催命符，導致白海豚在2021年4月僅存37條，較回歸年下跌八成半。叫牠「吉祥物」，認真「大吉利是」。

我們曾經寄望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發揮作用，在制度中擔起守門重任，平衡發展、保育和管控污染等各方利益，唯特區政府近月進行環評檢討時，有意大幅壓縮其生態評估程序。如果當局如願以償，便有如從環評口中再拔下幾隻大牙，面對來勢洶洶的明日大嶼和北部發展計劃，更加無力招架。而這兩項高碳排項目一旦闖關成功，將為自然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，恐怕會成為特區未來二十五的生態負債。

我們之於環境，已經耽誤了一個廿五年，未來廿五年有條件樂觀嗎？

朱漢強

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

2022年7月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