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2022年10月3日 專欄) 今日講「生產者責任」。
 
生產者責任，顧名思義，指產品製造者須承擔解決廢物的責任，而通常以污者自付原則實踐。這概念最早出現於一九八八年的歐洲，之後發揚到全球，近年亦在香港提倡。
 
如果把一九八八年視作分水嶺，那麼，容我把此前稱之為生產者無責任的年代。因為污染代價，通常由自然環境和政府埋單。
 
生產者責任的概念當然不是從石頭爆出來的。回溯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工業發達國家經濟高速增長，帶動消費，沉重的垃圾壓力伴隨而來。今日的「廢物管理模範生」德國，當年也曾為垃圾大傷腦筋。話說那時的垃圾只有兩條出路：要不丟到堆填區，要不餵進焚化爐。然而，堆填區再大，也不可能擠下無止盡的垃圾。此時，找新場址會遭社區反對，打焚化主意呢，又要面對高昂的興建和運作成本。
 
既然前行無路，大家惟有回看：喂，這些垃圾大軍是誰造出來的？生產商難道可以撇清環保責任？如是者，生產者責任法規應運而生，隨後更被視為重要政策工具，用來糾正城市垃圾的管理不善。
 
西風東漸，這股向生產者「問責」的浪潮其後吹到亞洲。以南韓為例，在一九八二年，全國超過96%的城市垃圾落入填埋場，回收率幾近「清零」。引入生產者責任等法例後，光是塑膠的回收率，已在二○一七年攀升至43.6%，堆填區廢物的比率更大減至13.5%。至於鄰近香港的台灣，在實施有關法例後，回收率由一九九三年的「捧光蛋」節節上升，二十三年後接近五成。
 
一個個漂亮的實踐案例，在國際間為生產者責任制「省靚」了招牌。到了二○二四年底，歐盟成員國更把法規覆蓋所有包裝物料。然而，這個招牌其實正在失色。此話怎解？
 
就愈趨嚴峻的塑膠廢物而言，生產者責任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束手無策。數字不騙人，全球每年產生四億噸塑膠垃圾，當中絕大部分被扔進堆填區或者自然環境（79%），遭燒掉的也有12%，而進入回收系統的只有9%，當中僅得兩個百分點是增值的「升級再造」（upcycle），另外七個百分點實為「降級再造」（downcycle），意味通常成為用完即棄的物品。
 
究其原因，短命膠雖說都是膠，但從膠樽、膠袋、袖珍型的Sachet獨立包裝、即棄餐具，到複合物料，種類繁多，要有效做好收集、分揀已經不易，又要合符循環再造的成本效益就更難，生產者責任實難包天包海應對，結果是膠災失控，海洋、郊野遭殃。
 
走筆至此，大家應心裏有數：對於即棄塑膠，回收力度有限，遠不是萬靈丹。可是仍然有人只講回收，而不大聲疾呼要求源頭減塑。要當心這些人，因為他們如非對回收「上腦」，便是盲目擁護「一切照舊」（Business as usual）的塑膠生產及消耗模式，既不對症，也不抓對藥，放任問題惡化。
 
近年，國際對生產者責任法規反省良多，轉向從源頭下功夫。二○二○年，法國通過新的循環經濟法，為塑膠減量和重用設定目標，以二○二五年為目標，把即棄塑料包裝減量兩成，當中一半可透過重用系統實現。
 
另一個改革方向，是藉賞罰機制驅動生產商創造改變誘因，凡致力可重用、方便回收，以及多用再生材料等有利環保的產品設計，可減省環保費支出；反之，不合格的生產商須承擔更高的環保開支，以壓制傷害環境的生產。
 
回到香港，當局依然緊抱強調回收的「老黃曆」，飲品膠樽、玻璃樽等生產者責任法規推行在即，新法能在源頭減廢上走多遠，很快分曉。
 
 
朱漢強
綠惜地球環境事務總監
2022年10月3日 明周文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