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2022年7月6日 專欄) 香港回歸廿五年,按中國官場文化,逢五逢十便要搞場大龍鳳。藉此時機,我們也回顧一下這些年來香港的環保政策得失。
當下火熱的氣候變化議題,回到97年時相對冷淡。國際社會即使排除萬難商討出第一份針對碳排放的《京都議定書》,最終也沒有國家認真兌現承諾。而彼時作為「國際大都會」的香港,雖沒餘下多少工業,但人均排出的溫室氣體仍然多達六公噸,較全球人均高約六成。
相對於看似遙遠的全球暖化,當時香港人更關心「殺到埋身」的空氣污染。回歸那年,至少六個環保組織為此發聲,除了幾個主流環團,還有兩個專門針對空氣議題而成立環境組織,氣勢一時無兩。
當年的環團合力指向本港兩大空氣污染源 — 中華電力和香港電燈,大家搖旗吶喊,迫原本「繑埋雙手」的政府終於交出成績,除了禁止興建新的燃煤發電機組外(1997年),還耍出兩記重拳:一是借每次電廠續牌的機會收緊排放要求(2005年),二是設立電廠的碳排放上限(2008年)。
有見發電廠戰線漸入佳境,環團、智庫和學界遂漸轉移焦點,關注區域空氣質素和要求當局取締柴油交通運輸,譬如的士、重型柴油車和貨輪等必須改用清潔燃料。在多方努力下,近年空氣質素有明顯改善,大家總算「爭番啖氣」。
這場空氣質素的小勝,關鍵在於挑對了戰場,目標清淅,針對兩電的污染源頭「落閘」。其實,源頭減廢(氣)這道理,放諸各個環保議題而皆準,問題是面對政治現實時,環境往往率先被犧牲。
廢物議題是慘痛的反面教材。早在1995年我還在當環保記者時,已經不時聽到廢物收費的「樓梯響」,當年環保署委託顧問公司完成十年廢物管理策略,提到垃圾收費對減廢能發揮關鍵作用。
這樣重要的環保策略,回歸後每位環保大臣都有舊事重提,但很多都只是嘴巴說說而已。至於實質的立法工作一直磨蹭糾纏,進進退退,前前後後歷經四位特首共六屆政府,拖到去年才終於通過立法,有望明年下半年實施。
難道政府和議會看不到只有污者自付才是廢物議題的出路嗎?才不。他們都深深明白廢物收費是驅動減廢的「火車頭」法令,躲不開避不過,只是他們更清楚實施政策的政治代價——向全港市民荷包打主意是半點不討好的活兒。官員既欠魄力和能量,政黨及立法議員亦不斷拉後腿,以致這些年間議會討論廢物收費時,最常聽見議員口說「支持」然後緊接「但書」,明撐實反,上演種種令人難堪的拉鋸。
2019年4月立法會再次審議草案時,彷彿吃了「誠實豆沙包」的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曾經這樣說:「點解個個政黨開始跳晒出來呱呱叫 (反對垃圾收費)?區議會選舉又來,立法會選舉又來,你(政府)真係開玩笑,你靠害啫!」
垃圾圍城,我們連自己的居住空間也守衛不了,莫說在發展利益當前保護生態環境。活在香港海域的「回歸吉祥物」中華白海豚,就是被犧牲了的例證。
時鐘撥回1997年,香港水域錄得約250條白海豚,可是港珠澳大橋和機場三跑等海上大型基建持續破壞其棲息地,連帶海水污染,加上繁忙的海上交通,成為一帖接一帖的催命符,導致白海豚在2021年4月僅存37條,較回歸年下跌八成半。叫牠「吉祥物」,認真「大吉利是」。
我們曾經寄望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發揮作用,在制度中擔起守門重任,平衡發展、保育和管控污染等各方利益,唯特區政府近月進行環評檢討時,有意大幅壓縮其生態評估程序。如果當局如願以償,便有如從環評口中再拔下幾隻大牙,面對來勢洶洶的明日大嶼和北部發展計劃,更加無力招架。而這兩項高碳排項目一旦闖關成功,將為自然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,恐怕會成為特區未來二十五的生態負債。
我們之於環境,已經耽誤了一個廿五年,未來廿五年有條件樂觀嗎?
朱漢強
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
2022年7月6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