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群年輕人，抬了用過的瓶瓶罐罐和家中垃圾，走三英里路來到總部，扔下。搞手說：「是時候把垃圾，送回製造垃圾的人了」。這並非我城最近發生的反泥頭山故事，而是46年前第一屆地球日的歷史時刻，但兩者似曾相識。
 
1970年的4月22日，年輕人看不過眼可口可樂公司不再承擔回收喝過的瓶罐，憤然發起「垃圾」大遊行，結果一呼1500應，大家把喝過的可樂、雪碧、芬達等容器，帶到可樂位於亞特蘭大的總部門前，象徵自己拒絕為大企業背負環保責任。
 
今日的年輕人或許難以想像可樂瓶罐也要回收，但這在當年卻是劃時代大事，因為它再一次確認「即棄時代」的來臨。
 
兒時我家開士多，顧客買樽裝汽水要給兩角按瓶費，交還空瓶子始能退回押金。汽水車每周來兩次，送貨的同時，也搬走吉樽循環再用。瓶子可重用，過去有說四、五十次，現在好像是二十來次，反正不當垃圾看待。如此看來，大家應該比較理解，美國的青年人為何生氣。
 
美國地球日的生氣故事未完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兩大非酒精飲料巨頭，1978年索性改用塑膠樽，看似為大眾帶來便利，實質是省下回收開支，結局是製造更多飲完即棄的容器垃圾。
 
七、八十年代，美國經濟騰飛，連帶垃圾量水漲船高，高得堆填區也吃不消，爆滿三千多個堆填區。1987年，更發生Mobro 4000事件。
 
Mobro 4000是一艘運垃圾的大型平底船，由於找不到地方棄置垃圾，幾個月來只能不住在大西洋沿岸來回行駛。垃圾圍城一方面引發新興的環境正義運動，關注這些不受歡迎的垃圾往往被扔到弱勢社群附近，進一步剝削基層。另一方面，部分州份總結俄勒崗施按樽制的成功經驗，重提訂定法規。
 
當愛荷華州成為第五個通過強制按樽制的州份後，美國眾議院考慮通過全國法案，要求全部不可回收容器都必須收取押金。然而，在可樂等財雄勢大業者的強烈游說下，法案功敗垂成。
 
其實，我不僅僅在說美國的故事。在香港，我們每日棄置到堆填區的飲品膠樽多達520萬個。看清楚，這只是一天的數量，一年累計下來大概就是19億個，多得難以想像。
 
沒回收膠樽的消費者該打屁股，但政府長年放生飲品生產商，沒訂立十年前就答應的飲品容器生產者責任法規，就是放任可樂、屈臣氏、維他等既得利益者，讓其繼續躲在暗角，逃避企業環保責任。
 
朱漢強 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
2016年4月16日 《明報周刊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