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2022年5月27日 專欄)環保署官員最近說,本港第一座焚化爐預計二○二五年啟用,緊接的第二座預期二○ 三○年代初投產,即使如此,兩座設施每日只能合力處理七千公噸廢物,仍有四千噸的缺口,「認為要與時並進及追落後,在全港物色地點興建更多轉廢為能設施」,意味焚化陸續有來。官員又以競爭對手新加坡為例,指獅城也有五座焚化爐,提醒香港要急起直追。
說到新加坡,的確值得認真參照。
一九七九年,新加坡第一座垃圾焚化廠投入服務,七年後有第二座,六年後再來第三座,緊接的八年後有第四座,而且規模最大,再過九年第五座出現,那是二○○九年。別誤會那年之後,當地的焚化爐已滿足處理廢物的需求,據該國環保官員許連碹說,建爐的腳步稍緩,實際原因是覓地困難。
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積都較香港少,但垃圾量卻比我們多,以致平均每隔八年便要增建一座焚化爐。該國的廢物管理抱效益主義,依仗焚化等末端處理工具,輕忽源頭減廢的治本之道,也因此,興建焚化廠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,事實上,新建的爐子工程仍然在進行中。總不希望香港官員說的「追落後」,是指窮追垃圾增長而不斷蓋焚化爐的思維吧?
獅城焚化爐一座一座的拔地而起,代表要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把垃圾餵養進去,爐子才能有效運作。要做到這點,熱值高的廢塑膠是助燃恩物。當地政府有沒有因此而減低推動塑膠回收的動力,我不清楚,但確切知道的是,該國二○二一年的塑膠回收率僅得6%,比香港的不堪更不堪。
廢物絕非簡單的數學題,可以用幾座焚化爐能處理多少垃圾量的算式得出答案;廢物亦非單純的工程問題,以技術令垃圾眼不見為淨,便以為功得圓滿。現實是,廢物議題是可持續發展的命題,必須正本清源才能對症下藥。回歸後首任環保部門首長廖秀冬說,要解決廢物問題,「我們必須改變消耗型的生活模式」,輔以焚化,才是整全對策。
這當中,有主有輔,有莊有閒。把主輔莊閒對調,可捅出新加坡的治標結局,也可重蹈二○○五年的一段深刻教訓。
話說二○○四年底,香港環保高層到焚化大國日本考察,用上「美輪美奐」等禮讚之詞,擁抱焚化的心溢於言表,翌年四月欲向立法局推出諮詢文件,說要興建每日處理四千七百公噸的焚化設施。
筆者搜尋資料,發現這個處理量冠絕全球,而政府半條源頭減廢的政策也欠奉,卻捨本逐末提出焚化,於是批評當局圖「一『爐』永逸」,議員亦狠批政府「粗暴地硬銷」,結果文件尚未「出街」已吃下悶棍,被迫押後。
或許有人會說,政府當年既無廢物收費政策,也欠生產者責任法規,焚化的台被拆咎由自取,但今日相關法規先後推出,而且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所言「措施做到加零一」,便該放焚化一馬。且慢,有推措施跟做出積極成效,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,不代表做了就當做好,因為我們未曾成功大力遏止廢物增量、 回收率亦持續不濟,豈能輕易放行?而做不好廢物減量,再搬出不建焚化就得擴建堆填區的藉口,豈不心虛?
台北市二○○○年落實廢物收費,到了二○二一年廢物棄置量仍較政策實施當年大減36%,香港環保部門要「追的落後」,也應該是在減廢減塑上狠下功夫。
這兩年,香港政府為焚化套上綠色新衣,說是能協助達致碳中和的措施,並美其名作「轉廢為能」。倒想問,把一大堆明明可重新利用的資源當作燃料,算哪門子可持續發展?與此同時,歐盟直指垃圾焚化產生溫室氣體, 已將之剔除於綠色財政支持之列。而前述新加坡環保官員許連碹也說:「垃圾焚燒雖然高效……但會產生碳排放,導致氣候變化。」
提醒為焚化敲鑼打鼓的人,應用更大的努力,敦促香港政府做好減廢吧。
朱漢強
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
2022年5月27日 明周文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