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是一場不好說的學校講座，台上努力講，台下卻「聽」不進去，目光還常常飄走。可是我必須告訴你：聽不進去並非學子無心，而是礙於聽障；望別處是為了專注地看教職員的即場手語翻譯，不好分心。
 
這是我們第一次到聽障學校分享環保議題，不少學生都有嚴重聽障，語速不能太快。倘若沒有老師和社工同場協助，要跟同學「對話」實在困難重重。
 
然而，我們和葵芳啟聾學校還是決定來一場實驗味濃的協作：一連五個周六在學校停車場舉辦「回樽有賞」回收膠樽計劃，進行品牌調查同時為回樽制試水溫。學生獲邀參與──可不是寫幾句打氣標語而已，而且跟其他義工一起捲起衣袖，把社區人士送來的膠樽逐一分類、點算和打包。
 
這次合作沒有任何贊助，不必拉出「傷健共融」的美麗橫額，可是我和校方社工都認為非常值得一試。說到底，聽障學生不該總被視作受照顧的對象，只被投射出「受助人」這個刻板角色。縱使聽說不靈，他們既然是社會一員，便也能助己助人，一起關心自己身處的環境。
 
那些回收任務看似簡單，可是落實執行時，義工和同學雞手鴨腳，彼此都需要適應。可是合作愈久，我愈看到這些孩子的難得。活動中途，我們從學校出發，視察周遭垃圾桶的內容，並且初步了解社區拾荒者的日常。他們數到垃圾桶裏多達十七個膠樽，有人瞪大眼睛、有人眉頭緊皺，認真地不同意。我才知道，原來同學在學校飯堂看見別人用即棄膠樽，也會主動提醒他們自備水樽。
 
這回樽活動屬試驗性質，沒有硬性分配的工序，義工們機動運作，互相補位；這大概令聽障同學加倍的難。可是漸漸地，他們竟也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且與義工建立起某種無聲的默契。同學們或者不擅與送樽來的社區朋友互動，卻能專注地點算膠樽數量、細心辨別不同的飲品品牌進行統計。當中一位同學令我印象深刻：他大概觀察到打包膠樽的大袋子紮不緊容易出岔子，自行發明一個專門打結的崗位，認真地將大袋子逐一綁好，並且嚴謹地抽出別人綁不好的重新再來。
 
休息時，社工教義工簡單手語，我終於可以用三腳貓功夫跟同學互動，然後有同學開始跟我這個大叔開玩笑、扮鬼臉。聽不到固然是障礙，可是只要有心，原來我們都可以把障礙挪開一點點。
 
其中一場活動，我邀請環境局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到場，一來視察回樽成效，敦促政府實施回樽制；二來聆聽孩子分享幾星期以來的參與感受，予以掌聲和鼓勵。我也邀請記者採訪最後一場活動，並且強調將有同學分享，即使明白他們未必是這次採訪的重點。攝影機最後似乎都沒對準學生，但我堅持把這環節做好，因為，這些學生絕對值得大家的尊重。
 
回到文首的講座。在提問時段，沒想到竟有同學主動站出來，提醒大家遇到拾荒者時不要掩鼻，露出厭惡的神情，反而應該多關懷，甚至提議執膠樽給對方賣錢；她又主動上網搜尋信息，分享在新聞讀到不必耗用塑料包裝的水珠狀飲用水。
 
曾經到大中小學做教育講座，知道學生都聽得懂，但未必個個都在聽、或聽進去。來到啟聾，樂見好些閃亮的眼神。原來，同學們不單止聽進去而已。
 
朱漢強
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
2018年11月15日《明周》